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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港财经:央行详细介绍了货币政策路线图:考虑到内部和外部的平衡,可以预期存款准备金率

杜川王娟娟

在早春,冰是温暖的,北京媒体中心附近的早樱花盛开。 3月10日上午10点,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穿着银灰色西装和淡紫色领带,出现在北京媒体中心。他微笑着向记者招手,并开始当选为央行行长。第一次全国两党新闻发布会后。

与易纲一同出席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玉露副主席,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和副省长范一飞。

“在过去的一年里,我们面临着多年来罕见的严峻复杂局面。外部美联储继续加息,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。国内存在重叠问题经济周期,加强监管,地方政府债务等“几次遭遇”导致社会信贷紧缩,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以融资的问题更为突出,经济正在增长。“

在新闻发布会开幕式上,易纲没有回避过去一年中央银行面临的挑战。同时,他及时回顾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五大任务,进行了前期调整和主动。他说,央行在困境甚至困境中不断寻求平衡。

新闻发布会持续了大约90分钟。货币政策在2019年会不会松动?随着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,央行将来如何应对外汇市场的波动?在贸易磋商中,中方是否就汇率问题做出了让步?针对上述问题,央行行长和副行长逐一作出回应。

谨慎的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改变。

记者了解到,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“稳定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紧张和温和的”,“稳定的货币政策保持中立”的表现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
面对上述变化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会偏向宽松,易纲表示,谨慎的货币政策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政策导向。 “我们现在强调谨慎的货币政策。如果不提中立性,它就更简洁了。事实上,谨慎的货币政策的内涵并没有改变。”

易纲表示,谨慎的货币政策体现在反周期的调整上。与此同时,货币政策在总量方面应适度适当。今年适度紧缩是为了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率与名义GDP的增长率保持一致。这是一个适度温和的概念。此外,应进一步优化结构,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新闻发布会召开前一小时,央行才公布了2月份的信贷数据。数据显示,2019年2月底,M2余额为186.74万亿元,同比增长8%;新增人民币信贷8858亿元;社会融资规模为7030亿元,存量为205.68万亿元,同比增长10.1%。

在这方面,易纲回答说,在考虑货币政策时,有必要延长货币信贷数据。它取决于许多数字的加权平均值,可用于判断稳定货币政策的内涵。

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告诉记者,在稳定的货币政策下,M2,社会福利和新信贷在不同月份有所不同,观察指标应考虑到季节性因素。

温斌说,从过去两个月来看,社会福利和新增贷款一直比较稳定。与此同时,社会福利也开始回升,这符合名义GDP增长率的要求。金融业对实体经济保持强有力的支持。

易纲还表示,健全的货币政策应该平衡内外均衡。中国经济已深深融入世界经济。因此,在考虑货币政策时,有必要考虑国内经济形势,但与此同时,我们必须考虑到国际和中国。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。

汇率由市场决定

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本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。

中美经贸磋商是否就人民币汇率达成初步共识?维持汇率稳定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吗?在贸易磋商中,中方是否就汇率问题做出了让步?记者在会上提出了上述问题。

易纲坦言,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谈判中确实讨论了汇率问题,“双方就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”。

易纲说,中国和美国讨论了如何尊重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时的自主权,并应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原则。双方应遵守以往G20峰会的承诺(包括不参与竞争性贬值)。并且不要将汇率用于竞争目的),双方应承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披露重要问题,如数据。

2019年3月6日,中国外汇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严艳亮在“银团报”上发表文章说,过去一年,中国人民银行改善了与市场的沟通,增加了透明度,并提出了动议。走向灵活的汇率。方向正在向前发展。虽然中国央行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,但迄今为止的进展对中国和国际政策制定者来说都是好消息。

通过近年来汇率市场机制的不断形成和完善,汇率形成机制已迈出实质性步伐。 “央行已基本退出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。汇率市场的波动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对整个经济都有利。灵活的汇率是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调整的自动稳定器。与此同时,汇率的稳定并不意味着汇率已经死亡,汇率必须是灵活的。“易纲表示,它将坚持基于市场供求的汇率形成机制。

自2018年以来,汇率市场的灵活性日益突出,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上升的过程。目前,人民币汇率再次上涨至6.70左右。

中信证券研究总监兼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告诉第一财经记者,稳定的汇率和汇率市场机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。从长远来看,汇率必须服从市场。市场供需自发形成均衡机制,可灵活识别汇率。相反,如果不是市场机制和汇率波动,就会积累风险。

他分析说影响汇率的因素有两个:一是供需问题,包括国际收支问题;另一个是外部市场走势,如汇率美元指数,美联储加息进度等。

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息可能

自2018年以来,央行已下调存款准备金率(减少)5倍,共计3.5个百分点。易纲表示,这保证了合理充足的流动性,实现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。

关于是否会再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,易纲强调,仍需要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。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,仍有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,但空间比前几年要小。

易纲表示,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将逐步实现三个相对明确的框架目标,使存款准备金率有一个更清晰,更透明的框架。也就是说,大型银行是第一档,中型银行是第二档,小型银行,特别是县内的农村信用社,是农村商人的最低行为。

易纲说,从国际比较来看,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(总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2%)与发达国家的总准备金率相近,远低于日本。

“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低,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。例如,美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12%,欧洲也为12%。高,有超过20%,这是他们的总储备比率水平。“易纲说。

在这方面,分析明确指出,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,与过去几年相比,中国削减存款准备金的空间确实很小。”不过,他还表示,货币供应量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,更多地取决于MLF(中期贷款促进)和TMLF(定向中期贷款促进)等工具。因此,未来的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会在频率和幅度上略有下降,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会转变,“它将更多地依赖其他工具供应”。

至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“降低实际利率水平”,市场“降价炒作”已成为另一个焦点问题。

“央行将尝试利用改革推动降低实际利率。”易纲回应称,降低实际利率的问题主要是指小伟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较高,贷款利率包括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。解决高贷款利率问题主要是解决高风险溢价问题。

易纲表示,较高的贷款不良率将反映在风险溢价中。解决问题有两种主要方式:一种是利率市场化改革,另一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,改善破产制度,提高执法效率,降低执行率,可以降低实际交易成本,降低风险溢价。

很明显,降低实际利率包括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。一方面,主要通过降低风险溢价来降低中小企业的名义利率;另一方面,如果通货膨胀率下降,例如PPI显着下降,表明国内需求不足,则应降低政策利率。

“我们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将会降息,”明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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